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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多年前上海也曾流行廣場舞
發布:管理員 | 發布時間: 2015年5月4

情書中描寫的群文活動

兩個上海人于1950年代的家書,記錄了那時他們參與過的群眾性文藝活動,文字不多,卻也讓人感受到這個城市的脈搏,體悟到當年這個城市居民的情感與心靈。

信件中的男主人公傅偉(化名),約于1930年-1931年出生。上海解放時中學畢業,在蓬萊區文化館當職員。女主人公李敏(化名),1932年10月出生,解放時中學畢業,在長寧工校負責文化宣傳工作。從1951年起與傅偉確定戀愛關系。

傅偉在信中對李敏提到:

“昨天的五一游行我負責同學隊伍,在整個蓬萊區八萬人的隊伍中,我們的隊伍是最后一個,所以從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四時半,十足地在體育場等了七個半鐘頭。同學的思想混亂之至,結果沒辦法就教同學跳匈牙利舞。由于大家都學起匈牙利舞來了,所以才“拖”住了同學的情緒。等到我們出體育場時,三百個人中,幾乎每一個都學會了跳這個舞,情緒高得不得了,連我這個從不會跳舞的笨家伙也跳得蠻好。這個舞好不好,就可想而知了。(舞蹈的歌譜是:5656565∣517653∣5534553∣5534533∣1432143215∣1432143215:‖。歌譜中的記號如一拍半拍等畫得對不對,不敢肯定)。假如你要學的話我可以教你。不過聽說在《青年報》上也曾經登載過的。(昨天我們的隊伍做到了100%不開小差不買零食)。你是文娛先生,可以將這舞教給同學。”(1951年5月2日)

李敏回復道:

“偉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是過去了,這次我們長寧區工校教師全部擔任鼓動宣傳,所以沒有參加游行,但是我們都檢閱了五萬多人的游行隊伍,工人階級顯示了他們偉大的力量。尤其當同學們見到了我們先生給他們鼓動時,他們的步伐就走得更加整齊,歌唱得更響亮,口號呼得更有勁——這樣我們從上午七時半直到下午五時才結束,在這期間卻也夠累了,那天晚上七時半我才回家。”(1951年5月4日)

“今天,他們都出去了,我一個人在辦公室內靜靜地想著寫著……聽著音樂,另有一股心情,音樂真能動人,使你去除了煩惱。有人說會欣賞音樂的,也就懂得了人生,這雖然不頂全面,但我倒感到很有意思。”(1951年6月16日)

“由于過去的經驗,我的聲音被稱為較清爽、容易吸引群眾,因此我擔任了很多,如對口唱(一男一女)、講故事、對白等,此外還有大合唱和舞蹈。雖然我身體不好,在工作期間也有發燒、頭痛等現象,但我都把它忍受過去了。這真是給我一個考驗,但是很矛盾的,我會暗暗地煩惱。算了吧,不談這。喔,我們在集體練習時教師間的感情更融洽了,記得在宣傳的那天晚上(廿日),我們都拖著沉重的腳步到里弄里去開會,居民們的那種熱忱,充分地表示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是有了提高。”(1951年7月23日)

“一星期又匆匆地過去了,你們那里忙嗎?大概又要開始訂計劃了吧!我們工校里這星期上的是臨時課,三月二日在馬陸橋他們工校會舉行了開學典禮,我竟被選為教師代表,在大會上講話,真是尷尬得很。但我總覺得跑上幾次,老練得多了,可見什么事都得學習呢?唉,真是經不起磨煉,這幾天晚上工作得較遲了些得了感冒,加上為了適合同學要求天天地教他們唱歌。為游行練,所以我的嗓子已變成麒麟音了,(這三個字不知是否這樣寫的嗎?)今天是三月四日,反美大游行,我們長寧區工校教師會組織了一鼓動站,設立在中山公園門口,我們在清早四點即起身,到六時集合在公園門口布置,用了一上半天的喇叭,到下午一時才結束,但我的喉嚨已發不出聲了,回家又得很多事,所以竟從愚園路跑到老北門,你想偉大不偉大,但可把我累壞了。”(1955年3月4日)

曲調已改,節奏依舊

傅偉與李敏給我們留下了139封信,時間跨度是1951年到1959年。兩人的家書只有放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中才可能得到更準確的理解。為此,我們專門采訪了越先生,他比傅偉小6歲,卻對1950年代上海的群眾音樂和舞蹈記憶猶新。

像傅偉他們一樣,越先生也住在上海的市中心,他家在永壽路上,北靠延安東路,南臨淮海路。越先生的父母一直在寧海東路菜場擺攤賣海產品。越先生小學畢業時,父親去世,他不得不開始幫助母親“做生意”。

1951年年初,寧海東路菜場管委會組織了“寧海東路菜場文工團”,越先生雖然只有小學畢業,但他說,“我算文化程度高的,擔任了文工團團長”。文工團的成員都是“菜場里的”,有的是攤主的子女,有的就是年輕的攤主。文工團活動頻繁,早上“落市以后”,他們就“找時間”到菜場總代表家里練唱歌,到延安東路邊一個叫做洋經浜的地方跳舞、打腰鼓。越先生說,“洋涇浜原先是一條小河浜,英國人做了租界后就填滿了,成為路邊的一個小廣場。我們文工團就在這里排練腰鼓,有時還喜歡跳舞。當時特別流行一首舞曲叫‘找朋友’。舞曲的一開始是‘找呀找呀找呀找,找到一個朋友’。”

文工團很忙,經常在馬路邊找個小廣場,在店鋪前攔一段人行道進行表演,打腰鼓,唱歌跳舞。他說,當年唱的歌都歡快流暢,氣勢磅礴,如“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,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……”“雄赳赳、氣昂昂,跨過鴨綠江……”人人會唱,天天都唱。兩年多以后,越先生重新上學。1956年,越先生進入上海師范大學,擔任了團總支宣傳委員,他說,“我每周都要組織一次舞會,每次都把一部分舞票發給解放軍干部戰士,讓他們來參加舞會。解放前在舞廳里跳的交誼舞,當時全上海都流行起來。”我驚訝地問為什么?他回答說,“南下的干部戰士太多單身漢,政府在想辦法創造機會讓他們找對象。”

傅偉自稱是個“從不會跳舞的笨家伙”,然而,恰恰是這位搞混了匈牙利舞曲與《找朋友》的“笨家伙”對于音樂、舞蹈的熱情與投入,反襯出上海這座新生城市的新氣象,其中,交誼舞對于上海的未來意味深長。

李敏是個“文娛先生”,她在信中提供了一個理解音樂的視角:“會欣賞音樂的,也就懂得了人生”,從這個視角去解讀兩人的家書是富有啟迪的。李敏的家書有趣地蘊含著她的音樂之戀與“思想改造”實踐之間的隱約的關聯。她努力接受新思想,卻時時露出“小資產階級”的尾巴;她熱情教唱革命歌曲,嗓子都變成了“麒麟音”,卻在靜悄悄的時候聽著“西樂”。

李敏在“思想改造”中終于更多接受了新時代的音樂與舞蹈,她不僅意識到新時代的音樂舞蹈對于自己人生的意義,還認識到它們對于社會主義“建設事業”的重要價值。為此,她決然放棄了“讀大學的念頭”,決心做好“文娛先生”。

在李敏們的努力下,新上海的新生活催開了新時代的音樂舞蹈之花,創造著上海嶄新的城市文化;反之,新的城市文化也不斷地塑造著上海居民的人生,改變著上海人的生活。

上海在變化中。彈指一揮數十年,上海舊貌換新顏。前些日子,我們特地起了個大早,來到傅偉李敏他們曾經唱歌跳舞的愚園路,走進中山公園。公園里滿是跳著廣場舞的老人們,那些70、80歲老人的矯健步伐總引人關注,他們莫不就是當年的傅偉李敏?

廣場舞音樂流淌在晨霧與綠葉之間,曲調已改,節奏依舊,輕松的、明快的、給人活力。老人們喜歡這樣的旋律,正如越先生所說,“這樣的曲子讓人想起年輕的時代,使人年輕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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